黃淑祺

自1965年立國後，新加坡的語言政策便是政府的重頭戲之一。雖是以英語為主 (即當地人的工作及生活皆可看見英語的使用)，但其實也有其他的族群語言政策在運作中。新加坡的人口組成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族群，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語言。因此，有一個在國內通行的共同語言便顯得尤其重要，而英語就成了這樣的一個語言。

了解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時，要緊記national language, official language, 及working language 是三種不同的概念。National language 是平日國人說的語言，official language 是處理正式文件或辦公時使用的語言，而working language 是在一個組織或公司裡使用的語言。

儘管Singlish 愈發受到新加坡年輕人的推崇，甚至有把Singlish視為對抗英語霸權的聲音，但目前並沒有很明顯的趨勢顯示Singlish會被政府列為一種正式語言。有些時候，語言政策的依據是該語言的工具性，與生活、認同、身份關係不大。

 Canto-pop case studies.pdf

張庭瑋

Language,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pdf

語言與國族的研究累積至今已有豐富討論，但綜觀本週指閱，我認為在討論兩者的關係（尤其是語言人類學／社會語言學的是視野）前有必要再訪替該研究領域立下框架的先驅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邦。

作為英國最優秀的社會學、史學家之一，霍布斯邦強調許多時候（至少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國家的居民被認為是一個「（安德森意義的）想像的共同體」，透過語言、文化、種族等事物橫向聯繫在一起。這種國家的理想是由種族、文化和語言上同質的住民所構成。他認為對這種同質幻想的堅持無異於「種族清洗」優先使用任何語言作為一個國家唯一的教育和文化語言的理由必定出自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最多充其量也只是實用主義。如果官方教育沒有給學習者帶來明顯的好處，那麼需要用一種不同於現有語言（經常是過去被消滅的母語）的語言進行官方教育就是一種對認可、權力或地位的需求，而不是為了「幫助學習」的認知需求。

再次訪視霍布斯邦對為實現民族主義目標而「人造」的語言與國族認同關聯，我們不難吸收到霍布斯邦對這種人造以充滿激情的方式將「他者」排除於建國工程的批判。然而這些民族主義工程是否可以一視同仁？被壓迫者與壓迫母國的民族主義工程在道德上意義相同嗎？更具體的例子我們可以探問：中國以北京官話同化並壓迫東突厥斯坦（新疆）和圖博（西藏）等地，與台灣或烏克蘭透過發揚本土語言從而驅逐殖民者意識形態是同一件事情嗎？我們是否可以重構出（至少）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評價系統——從而多樣地看待語言與國族的關係？

陳金蓮

研究以越南華族中之客家人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1.透過越南華人史作為研究的主體架構,去梳理客家族群在越南的遷移史作為研究的主體架構,研究客家族群在越南的遷移史。

2.研究客家族群與越南當地少數民族的關係。

3.客家族群從大陸原遷移至越 南與當地民族和不同漢語方言族群接觸後,在語言使用上所產生的變化,以及在 越南統一的後當地政府的華人教育政策、華人社區中的語言競爭對客家話發展所 產生的影響。

研究者藉由蒐集台灣、越南及其他地區的相關文 獻,田野現場的觀察以及配合口述訪談等方式採錄相關的資料。

研究結果：

1.越南華族及客家族群的遷移是與中越兩國在近代歷史上幾次重要的戰役有關。

2.不管在北越或南越地區,越南客家族群與當地少數民族往來十分頻繁,特別是與艾族、儂族。

3.在語言方面,客家 話的傳承出現了危機：借入不少漢語及非漢語方言族群的詞彙,即使是客家人群聚的大本營胡志明 市,客家話依然受到廣府話結構性的滲透。此外,越南政府在統一前後的語言政策,使客家話的發展出現斷層現象,華人社區中激烈的語言競爭環境。

越南華人遷移史與客家話的使用—以胡志明市為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