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淑祺

自1965年立國後，新加坡的語言政策便是政府的重頭戲之一。雖是以英語為主 (即當地人的工作及生活皆可看見英語的使用)，但其實也有其他的族群語言政策在運作中。新加坡的人口組成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族群，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語言。因此，有一個在國內通行的共同語言便顯得尤其重要，而英語就成了這樣的一個語言。

了解新加坡的語言政策時，要緊記national language, official language, 及working language 是三種不同的概念。National language 是平日國人說的語言，official language 是處理正式文件或辦公時使用的語言，而working language 是在一個組織或公司裡使用的語言。

儘管Singlish 愈發受到新加坡年輕人的推崇，甚至有把Singlish視為對抗英語霸權的聲音，但目前並沒有很明顯的趨勢顯示Singlish會被政府列為一種正式語言。有些時候，語言政策的依據是該語言的工具性，與生活、認同、身份關係不大。

 Canto-pop case studies.pdf

張庭瑋

Language,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pdf

語言與國族的研究累積至今已有豐富討論，但綜觀本週指閱，我認為在討論兩者的關係（尤其是語言人類學／社會語言學的是視野）前有必要再訪替該研究領域立下框架的先驅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邦。

作為英國最優秀的社會學、史學家之一，霍布斯邦強調許多時候（至少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國家的居民被認為是一個「（安德森意義的）想像的共同體」，透過語言、文化、種族等事物橫向聯繫在一起。這種國家的理想是由種族、文化和語言上同質的住民所構成。他認為對這種同質幻想的堅持無異於「種族清洗」優先使用任何語言作為一個國家唯一的教育和文化語言的理由必定出自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最多充其量也只是實用主義。如果官方教育沒有給學習者帶來明顯的好處，那麼需要用一種不同於現有語言（經常是過去被消滅的母語）的語言進行官方教育就是一種對認可、權力或地位的需求，而不是為了「幫助學習」的認知需求。

再次訪視霍布斯邦對為實現民族主義目標而「人造」的語言與國族認同關聯，我們不難吸收到霍布斯邦對這種人造以充滿激情的方式將「他者」排除於建國工程的批判。然而這些民族主義工程是否可以一視同仁？被壓迫者與壓迫母國的民族主義工程在道德上意義相同嗎？更具體的例子我們可以探問：中國以北京官話同化並壓迫東突厥斯坦（新疆）和圖博（西藏）等地，與台灣或烏克蘭透過發揚本土語言從而驅逐殖民者意識形態是同一件事情嗎？我們是否可以重構出（至少）兩種不同的民族主義評價系統——從而多樣地看待語言與國族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