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地區用詞差異列表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1%89%E8%AF%AD%E5%9C%B0%E5%8C%BA%E7%94%A8%E8%AF%8D%E5%B7%AE%E5%BC%82%E5%88%97%E8%A1%A8

【轉載-時差】

「華語語系」：華語世界的權力、多元、和流變（上）

http://culturezine.ccstw.nccu.edu.tw/perspective/3000/

新加坡華語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6%B0%E5%8A%A0%E5%9D%A1%E8%8F%AF%E8%AA%9E

台灣華語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7%81%A3%E8%8F%AF%E8%AA%9E

中華民國國語可分為廣義及狹義。對外語來說，國內各民族的一切語言和文字，可統稱廣義的國語；在國內，相對其他固有語言而言，通常指以「北平現代音系」為標準音的標準國語，為狹義的國語，屬於現代標準漢語的變體之一，是中華民國事實上的官方語言，為現今臺灣各族群間的通用語。 1913年，教育部讀音統一會議定老國音，標音用注音符號。

馬來西亞華語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8%8F%AF%E8%AA%9E

社會語言學學門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7%A4%BE%E4%BC%9A%E8%AF%AD%E8%A8%80%E5%AD%A6

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內容與語用學非常相似

陳金蓮

台東坐普悠馬（卑南族），阿迷族（太魯閣火車）

台灣的原住民雖然歷史最悠久，語言保存很好，因為各有一篇土地。

越南也是根據地區南中北而有不一樣的越南語口腔，本地人一聽到口腔就知道是哪裡人。越南少數民族大部分都住在山上比較多，他們也有自己族群的語言。

參考越南語的文章：

https://www.jendow.com.tw/wiki/%E8%B6%8A%E5%8D%97%E8%AA%9E

吳詩怡

在臺灣，福州語曾一度被稱作「閩北語」，與「閩南語」一詞相對。閩北語一般指南平市一帶通行的一種閩語。馬祖列島使用的馬祖話也屬於廣義福州話中的一種方言，與大陸福州話在腔調和用詞上存在一定差別，大部分接近長樂話，老一輩福州民系也把這門語言稱作平話，即「平常講的話」。1960年代以後大陸有新分法，台灣官方還是將福州語稱為閩北語，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兩岸開始交流後，閩語研究者發現大陸將福州語歸為閩東語，而非慣用之閩北語。其實就語言學典範競爭而言，馬祖話是閩北話不能說是錯的，只是不同學者的分類不同。

參考資料：https://www.matsu-news.gov.tw/2010web/news_detail_101.php?CMD=open&UID=181510

汪方慈

44_講啥米話咁唔要緊？語言資本對族群間職業取得差異的影響.pdf

1. 國語能力是社經成就的一個要素之一，且獨立於教育程度及族群身分
2. 國語能力往上提升一級，職業取得就會更容易
3. 客語族群在掌握國語後，與閩南族群在職業取得方面並未存在差異，但在相同教育程度及國語能力下，比閩南人弱勢（即在中高職業地位較為弱勢）
4. 閩南語是成為小雇主的優勢條件之一
5. 客語相對較不易成為小雇主
6. 閩南語流利程度增加一級，勝算也會增加；國語則無這個趨勢
7. 擁有兩種優勢語言對成為大雇主都有影響力
8. 閩南語和客語族群職業取得不存在差異，因為客語族群平均有較佳的國語能力及教育程度

問題

1. 本土語教育政策在國中端開始推行後，可以想見社會或政府機關有可能會需要精通閩客兩種語言的人才，這樣的情形會產生的什麼樣的語言效應？尤其好奇是否會對閩客族群的職業選擇、職業地位等產生正面影響？
2. 這篇論文撰寫時間稍顯久遠，現在客語族群也意識到保存族群語言及文化的重要性，希望復甦自身語言，是否會影響客語能力和成為小雇主的關聯性？
3. 呈上，現在外省觀念較為淡薄，此項是否有可能降至幾乎不造成影響？

張庭瑋

Linguistic Capital in Taiwan.pdf

相比於汪同學提供之文獻倚重量化數據的實證方法，本文更加聚焦布赫迪厄的語言觀並特別強調台灣政治場域口語實踐的現象。詳言之，布赫迪厄在 1991 年主張語言是生產者使用的「符號資本」，而所謂「最大化符號利益」可以在每一次具體語言實踐中獲得。例如法國 Béarn 鎮的市長用當地母語 Béarnais 發表了演講，聽眾因此「被這種體貼的姿態深深打動」(1991:68)。也就是說，當在地社群對其使用 Béarnais 回饋正面評價時，市長的符號利益將最大化，即使該符號規則並不成文——因法語被規定為「在正式場合的正式演講中唯一可接受的語言」。由於作者田野千禧年左右的台灣政治語用亦有相同情況，因此他發現觀察這些口語實踐將產生的一個疑問：「社會群體為什麼以及如何發展語言市場，使某種語言實踐被評價為比另一語言實踐更有價值？」其後的分析與回答大多堅守布赫迪厄的社會學理論框架，採取符號學式的質性分析手法。

儘管該文乃少數以台灣為田野對象，並固守布赫迪厄範式的文獻，其可批判之處亦不少：

1、雖始於並大量援用布赫迪厄理論，該文對語料之分析過於主觀，未能提供有效的實證分析。單以符號學方法論之，本文並未採取Du Bois之立場三角形對採取立場（stance-taking）的互動分析框架，亦未討論Susan Gal與Judith Irvine重構皮爾斯符號學提出之意識形態符號化三方法，分析過程未能看出語料更深層的意識形態，也未構築完整布赫迪厄分析語言資本時所創造之符號框架，對其研究問題的具體回答說服力不足。

2、材料性質過於分散，語料來源難以看出是來自對田野地的長期反覆參與觀察或是一次性訪談而得，即便將之視為深度參與觀察之田野民族誌，採集與分析過程均難免予人未能置換主體知識論觀點因而無法獲得全貌觀的默會知識之感，其「調查者」身分過於明顯，民族誌記錄幾乎成為訪談內容，可合理懷疑這些資料是否足夠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