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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history last edited by 黃淑祺 11 months, 2 weeks ago

黃淑祺

 

2030雙語國家(Bilingual 2030)是臺灣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在國發會與教育部共同提出的「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中,說明了雙語政策的主要兩大目標,分別為:

 

(一) 培育臺灣人才接軌國際;

(二) 呼應國際企業來臺深耕,讓臺灣產業連結全球,打造優質就業機會

 

但實施了一段時間後,主要的三個問題及挑戰出現,讓人不禁反思此政策的出發點,及長期推行以後可能會出現的負面影響。

 

Teachers’ implement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Taiwan.pdf

 


如費什曼(1991b)所指出,(宏觀)社會語言學正經歷中年危機,因為對語言主題的研究沒有(或很少)來自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學應用論台灣華語的在地化.pdf

 

摘要:

一、 探討台灣華語在語音,語法與詞彙的特性及其自主性。

二、 探討台灣華語在四個世代傳承的變化。

 

 

文中需要討論的部分:
一、 台灣華語究竟已經在地化還是未脫其外來本質?

二、 華語是台灣的國民語言還是台灣語言?

三、 何謂台灣華語的自主性?

四、 台灣的社會現況如何影響語言?

五、 台灣第一代(1950年前出生)、第二代(1950-1970年出生)與第三代(1990後出生)的語言背景如何?


汪方慈

「雙語國家」如夢幻泡影.pdf

 

  1. 世界上僅有55個雙語國家,亞洲有9個,但其中講英文的只有4個(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
  2. 並非被殖民就會成為雙語國家,如越南(法國)、緬甸(英國)
  3. 臺灣的雙語教學已經成效不彰,英文能力雙峰問題尚待解決
  4. 行政端並未展現轉型雙語國家的決心,官員外語能力也是問題

 

721-邁向2030雙語國家之路:政策社會學之觀點分析.pdf

 

  1. 108課綱實行,減少英語教學時數的同時推動雙語國家,政策間互相矛盾
  2. 臺灣未有制定第一官方語言卻將英語推動為第二官方語言,角色錯置
  3. 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文本強調兼顧母語多元發展與雙語政策並行,但國家語言發展法中的國家語言並未包含英語,法令上僅強調母語定位,可知英語的語言定位模糊不清
  4. 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中提及的雙語教育與現推行之全英語教育並不相同,政策上可能有誤導效果
  5. 有隱含英語重要性超過其他語言的價值觀
  6. 國家欲將預算撥給雙語標竿學校,有將高等教育標籤化、階級化之疑慮
  7. 對於中等以下教育有擴大學生及學校間差距的可能

 

問題

  1. 國家如何判斷該高等教育院校符合雙語標竿大學?除了學生英文能力以外,如何認定該校師資具備全英教學之能力,包含英語表達能力、全英課程設計能力等?(雙語教育與全英教育的差異此處忽略)
  2. 依據此論文,具備全英教學能力的大專院校可獲得額外經費,若具備全閩南語或客語教學之雙語學校,為何沒有可獲得經費挹注的法源依據?
  3. 可以理解英語在國際上的重要性,也需要高等英語人才,但為何需要全民都具備母語者等級的英語能力?

 


張庭瑋

福爾摩沙交響樂.pdf

 

本文獻出自台大語言所江文瑜教授與其博士班學生黃文怡共同執筆,並載於該所退休教授黃宣範主編之《語言學:結構、認知與文化的探索》一書。

相較於過去台灣學界既有之語言史著作,本文強調語言社會學(Sociology of Language)之視野,研究語言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關注與語言行為之社會組織有關的話題,不僅包括語言使用本身,也包括對語言和語言使用者的語言態度和公開行為,並假設語言是一種社會價值,研究社會群體間的語言接觸,特別是對語言衝突和多語制等現象。此視角使本文成為不假裝中立而使「意識形態大膽現身」的作品,乃「強調觀點與立場知識論」的語言史作品。其不僅揚棄「中行無色」的描述性史料彙纂,更以語言社會學理論分析台灣語言史料中巨觀層次的語言互動現象(包含但不限於雙言現象、語碼轉換、語言規劃、語族活力理論等)。然而本文亦存在興許有待解決的問題:

 

1、搜訪史料一向是史學研究最艱辛卻也最重要之功夫,本文雖已提供豐富史料,卻是與既有文獻缺乏關鍵史料的情況比較相形而言較為豐富,仍缺乏更多重要的史料以證明語言活動變化的分析環節,如國語運動時期黨國司法語言轉型的法令與記載散落於不同檔案之中,實有以斷代為分界並強化史料量與質的必要。

2、源於美國範式的語言社會學研究,已有多位學者提出包括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關鍵概念定義不夠清晰以及應用理論範式的問題等批評,如Joshua Fishman(1991)所指出(宏觀)社會語言學正經歷缺乏有效移植當代社會學理論與研究方法的危機,導致缺乏統一理論框架。因此學者往往會在不同觀念基礎上分離出幾組變量,在不同的社會語言背景下以零散的方式探討一系列的社會語言問題。這些研究不足以相互比較,也無法用同一組變量解釋相似或不同的結果,而本文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仍在Fishman批評的窠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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